案例

通謀票據貼現之票據行為效力分析

案例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的(2017)最高法民終41號二審民事判決書。

案情摘要

2012年12月28日,有色金屬公司開具了票面金額為1.1億元的商業承兌匯票一張,收款人為紅鷺公司,到期日為2013年6月28日,出票人、承兌人均為有色金屬公司。匯票背面第一被背書人為民生銀行南昌分行,第二被背書人為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并有“委托收款”(字樣)。同日,紅鷺公司(甲方)作為貼現申請人與民生銀行南昌分行(乙方)作為代理人及貼現銀行、有色金屬公司(丙方)作為匯票前手持票人簽訂《貼現寶合作協議》一份,協議約定:“甲方提交丙方出具的商業承兌匯票,其以與丙方之間的交易合同、增值稅發票等材料向乙方申請匯票貼現,乙方同意為甲方辦理匯票貼現,甲方承諾所提交的貼現申請材料以及相關的陳述和說明都是真實的、合法的、有效的和完整的……”紅鷺公司、民生銀行南昌分行、有色金屬公司均在該協議上加蓋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印章予以確認。2012年12月28日,紅鷺公司向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出具《貼現寶申請表》,就上述商業承兌匯票辦理票據貼現,貼現利率為10%,并確認將票據貼現款項劃入紅鷺公司在工行聯合大廈支行的指定賬戶。民生銀行南昌分行經審核同意辦理該貼現業務,確認貼現款金額為104438888.89元。上述協議簽訂后,民生銀行南昌分行依約辦理了商業承兌匯票貼現業務,在扣除利息5561111.11元后,向紅鷺公司支付貼現款104438888.89元。商業承兌匯票到期后,承兌人有色金屬公司未能如期支付票據款項,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僅從該賬戶中扣款1919.7元。截至2013年7月14日,該筆商票貼現項下應還款金額為110357407.36元。

另查明:2016年9月27日,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作出828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單位有色金屬公司犯騙取貸款罪,判處罰金一百萬元,認定羅利鋼犯騙取貸款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30萬元,責令兩被告繼續退賠違法所得給被害單位。該刑事判決書認定的主要事實是:“被告單位有色金屬公司系自然人獨資的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為羅利鋼。正拓公司系自然人投資或控股的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為羅利鋼之妻陶慧君。羅利鋼系上述二公司的實際控制者及經營人。2012年底,正拓公司有7000余萬元的逾期貸款無法歸還。羅利鋼向貸款銀行民生銀行南昌分行金融市場部副總經理嚴東軍提出,由有色金屬公司向紅鷺公司購買一批高純陰極銅,有色金屬公司以商業承兌匯票的形式支付貨款,再由紅鷺公司持該票據到民生銀行南昌分行申請貼現,并承諾會確保紅鷺公司將所得貼現款用于歸還正拓公司的逾期貸款。之后,羅利鋼向民生銀行南昌分行提供內容不實的有色金屬公司損益表等申請材料。民生銀行華中授信評審中心于2012年12月27日批復同意給予有色金屬公司單筆授信1.1億元,期限半年,品種為商業承兌匯票貼現。商票出票人為有色金屬公司,收款人為紅鷺公司,由羅利鋼、陶慧君提供連帶保證。同期,羅利鋼與紅鷺公司總經理房緒慶商議,由正拓公司、有色金屬公司分別與紅鷺公司簽訂無實物交割的陰極銅貿易連環合同,紅鷺公司將錢款轉手并從中賺取差價。房緒慶同意后,將上述事宜交由財務經理胡水海具體操作。2012年12月28日,有色金屬公司作為出票人開具商業承兌匯票,承兌人為有色金屬公司,收款人為紅鷺公司,票面金額為1.1億元,到期日為2013年6月28日。同日8時許,羅利鋼及其員工與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員工嚴東軍等至紅鷺公司,由紅鷺公司財務經理胡水海負責接待并在《陰極銅購銷合同》及其《補充協議》、商業匯票、《貼現申請表》、《貼現寶合作協議》等一系列材料上蓋章。隨后,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工作人員立即攜帶上述材料趕回南昌辦理貼現手續。當天16時許,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在依合同扣除貼現利息5561111.11元后,將貼現款104438888.89元劃入紅鷺公司賬戶。胡水海扣除20萬元后,將余款104238888.89元匯入正拓公司賬戶。進入正拓公司賬戶的錢款,其中7500萬元用于歸還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貸款,剩余錢款被羅利鋼用于歸還其他欠款、買賣期貨等。2013年6月27日,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向有色金屬公司提示支付票款1.1億元。2013年6月28日票據到期,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向有色金屬公司賬戶扣收1919.7元,余款遭拒付。此后,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向出票人(承兌人)有色金屬公司、貼現申請人紅鷺公司多次催收,均遭拒。羅利鋼到案后,向民生銀行南昌分行退還3490萬元”。

鑒于以上事實,2013年7月22日,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向原審法院起訴,行使付款請求權與追索權,請求:判令有色金屬公司、紅鷺公司立即支付票款65098080.30元及利息。

裁判要旨

本案經過一二審,最高人民法院作為二審法院,認為:

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與有色金屬公司在本案中的真實意思表示是借款;案涉票據活動是各方通謀虛偽行為,所涉相關民事行為應屬無效,民生銀行南昌分行依法不享有票據權利;本案應按虛假意思表示所隱藏的真實法律關系處理。

一、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與有色金屬公司在本案中的真實意思表示是借款。首先,根據已生效828號刑事判決所認定的事實,本案商業承兌匯票開立、貼現源于正拓公司對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負有7000余萬元的逾期貸款未還。基于此,同為正拓公司與有色金屬公司實際控制人的羅利鋼,向民生銀行南昌分行金融市場部副總經理嚴東軍提出,由有色金屬公司向紅鷺公司購買陰極銅,有色金屬公司以商業承兌匯票形式支付貨款,再由紅鷺公司持該票據向民生銀行南昌分行申請貼現,羅利鋼并承諾會確保紅鷺公司將所得貼現款用于歸還正拓公司的逾期貸款。之后,上述協商過程經雙方操作實際發生,正拓公司所欠民生銀行南昌分行的逾期貸款已用本案票據貼現款歸還,其余貼現款亦被羅利鋼實際使用。

二、本案票據活動是各方通謀虛偽行為,所涉民事行為無效,民生銀行南昌分行主張本案票據權利依法不應支持。本案中,有色金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羅利鋼為達到向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借款之目的,在與該行協商以票據貼現形式借款并保證以所借款項歸還正拓公司逾期貸款的同時,亦與紅鷺公司總經理房緒慶協商,由正拓公司、有色金屬公司分別與紅鷺公司簽訂無實物交割的陰極銅連環貿易合同,紅鷺公司將錢款轉手并從中賺取差價。羅利鋼與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及紅鷺公司商妥后,各方即開始實施并在同一天完成了上述協商的所有事宜,即2012年12月28日早晨,有色金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羅利鋼與其公司員工,及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員工嚴東軍等人先一同前往紅鷺公司,由紅鷺公司在沒有真實交易內容的《陰極銅購銷合同》、有色金屬公司開立的商業承兌匯票、《貼現寶合作協議》、《貼現申請表》等一系列材料上蓋章。之后,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員工立即攜帶上述材料趕回該行辦理貼現手續。當日下午,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將貼現款轉入紅鷺公司賬戶,紅鷺公司在扣除其所述的差價款后將余款全部轉入正拓公司在民生銀行南昌分行開立的賬戶,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即扣劃收回了正拓公司所欠的逾期貸款。

三、本案應按虛假意思表示所隱藏的真實法律關系處理。本案中,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與有色金屬公司之間通謀虛偽行為隱藏的真實意思表示是借款,因此雙方之間形成的真實法律關系應是借款關系。由于雙方之間的借款為其真實意思表示,且不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定,該借款行為應屬有效。民生銀行南昌分行通過票據貼現形式向有色金屬公司借出款項時,在扣除了部分借款利息后,實際借出款項為104438888.89元。有色金屬公司應當向民生銀行南昌分行歸還上述欠款本金及利息。

四、關于紅鷺公司的責任問題。首先,基于民生銀行南昌分行不享有本案票據權利或紅鷺公司關于不應承擔票據責任的抗辯理由成立,紅鷺公司不應承擔本案票據責任。其次,民生銀行南昌分行、有色金屬公司、紅鷺公司簽訂的《貼現寶合作協議》因屬三方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應認定為無效合同,合同無效后,紅鷺公司應將基于羅利鋼的承諾而收取有色金屬公司的款項返還給該公司,雙方之間就該款項的返還可另行依法解決。再次,紅鷺公司對于有色金屬公司不能歸還本案借款不應承擔責任。本案借款系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與有色金屬公司之間主動協商發生,且借款實際發生的前提是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向有色金屬公司提供了本案借款金額的授信額度,民生銀行南昌分行作為有色金屬公司的開戶行,明知有色金屬公司的資信狀況,在此情形下,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對向有色金屬公司出借款項后,該款不能歸還的風險,應自行承擔。紅鷺公司在本案中的行為,僅是屬于配合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與有色金屬公司實現以票據貼現方式借款的目的,而通過紅鷺公司的行為,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與有色金屬公司均實現了各自的目的,當然紅鷺公司亦收取了其所述的價差。但是,紅鷺公司在本案中的行為與本案借款不能歸還的風險之間并無因果關系。本案借款不能歸還,完全是由于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出于自己目的的考慮,在未盡基本審查義務的情形下出借款項造成,風險應由其自行承擔。

案例評析

本案是原告行使票據付款請求權和追索權而產生的法律糾紛。其中付款請求權不存在異議,但對于追索權是否成立,雙方存在很大的爭議。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要旨體現在如下表述:“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與有色金屬公司在本案中的真實意思表示是借款;案涉票據活動是各方通謀虛偽行為,所涉相關民事行為應屬無效,民生銀行南昌分行依法不享有票據權利;本案應按虛假意思表示所隱藏的真實法律關系處理。”《票據法》是調整的對象是票據關系,即因票據行為產生的法律關系。對于票據基礎關系則由其他法律調整。但在票據司法實踐中,當事人經常會將票據關系與票據基礎關系一同考慮,人民法院審理案件也會涉及票據基礎關系的審查。本案涉及到票據基礎關系、票據關系及票據關系無因性(票據行為無因性)等票據基礎理論,在票據糾紛案件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以相關基礎理論出發,結合本案裁判作一番評析。

一、本案中存在三個票據行為 

票據行為是指發生票據債務的單方法律行為,我們票據法上的票據行為包括出票、承兌、背書、保證。本案中存在三個票據行為。

其一是有色金屬公司的出票行為。一般而言,匯票有三個基本當事人,即出票人、收款人、付款人。對于出票人與付款人同一的匯票,學理上稱之為變式匯票,本案所涉匯票即為變式匯票(出票人與付款人均為有色金屬公司)。有色金屬公司簽發匯票,以紅鷺公司為收款人,有色金屬公司自己為付款人。該出票行為使有色金屬公司向票據第一權利人即收款人紅鷺公司承擔票據責任(票據法第26條:出票人簽發匯票后,即承擔保證該匯票承兌和付款的責任)。

其二是有色金屬公司的承兌行為。本案中,出票人、付款人同一,都是有色金屬公司,有色金屬公司在承兌匯票后即承擔票據責任(票據法第44條:付款人承兌匯票后,應當承擔到期付款的責任)。當然,有色金屬公司同時是出票人,即使未承兌也要承擔付款義務(票據法第26條)。

其三是紅鷺公司的背書行為。即紅鷺公司將案涉匯票以貼現的方式背書轉讓給本案原告民生銀行南昌分行,紅鷺公司在背書后即承擔票據責任(票據法第37條:背書人以背書轉讓匯票后,即承擔保證其后手所持匯票承兌和付款的責任)。具體而言,在匯票得不到承兌人的付款時,背書人應當向后手清償相關金額,即后手(注:本案是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可以向前手紅鷺公司行使追索權。本案即是原告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行使追索權而產生的糾紛。

按照上述對于票據行為的簡要分析,如不存在抗辯事由,則原告民生銀行南昌分行作為合法持票人,當然可以向前手即紅鷺公司行使追索權。但紅鷺公司在本案中提出了多項抗辯。

二、本案所涉及的票據抗辯事由及其分析

持票人并非在所有情況于均能行使票據權利。為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票據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票據規定》”)第十五條對于票據抗辯事由作出了列舉性規定,即:“票據債務人依照票據法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的規定,對持票人提出下列抗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一)與票據債務人有直接債權債務關系并且不履行約定義務的;(二)以欺詐、偷盜或者脅迫等非法手段取得票據,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惡意取得票據的;(三)明知票據債務人與出票人或者與持票人的前手之間存在抗辯事由而取得票據的;(四)因重大過失取得票據的;(五)其他依法不得享有票據權利的。”本案即是圍繞票據法第12條及《票據規定》第十五的理解與適用而展開。

(一)關于“以欺詐、偷盜或者脅迫等非法手段取得票據”這一票據抗辯事由

需要明確的是,該條所稱的“欺詐、脅迫”是指票據基礎關系的脅迫,還是指票據關系的脅迫?筆者認為應指后者,理由如下:票據關系與票據基礎關系相互獨立,票據基礎關系因受到欺詐、脅迫而無效或被撤銷(在《民法通則》時代,欺詐、脅迫而成立的法律行為屬于無效法律行為,《民法總則》頒布后,屬于可撤銷的法律行為),票據關系并不當然無效,此即為票據關系無因性原則。該原則是指票據關系一旦形成,即就與票據基礎關系相分離,基礎關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是否無效均不影響票據關系的效力。此原則有利于票據流通與票據安全,為世界各國票據法所確定。因此,在本案中,如果票據基礎關系是因受到欺詐、脅迫而無效,但如果作出票據行為之時并未受到欺詐、脅迫,則票據行為仍然還是有效的。針對票據行為無因性原則,我們以物權行為無因性原則為舉例。假設甲因受到欺詐與乙簽訂以物易物合同,在甲履行之前甲知道了被欺詐的事實但仍然轉移所有權,此時甲移轉所有權的物權行為并不基于被欺詐而作出,即屬于有效法律行為。但是,如果甲在履行之后才知道自己受到欺詐,那么此時不但買賣合同因欺詐可撤銷,物權行為也可因欺詐而撤銷。《票據法》所規制的法律行為是票據行為,因此上述條文中的“欺詐、脅迫”系指票據行為受到欺詐、脅迫而言。至于“偷盜”而取得票據,則實質是指票據當事人沒有作出任何票據行為,即票據行為不成立,此時如同票據行為受到欺詐、脅迫一樣,同樣也不能產生票據債務,從而持票人也不能取得票據權利。

因欺詐、脅迫而成立的法律行為,《民法通則》規定為無效法律行為,《民法總則》規定為可撤銷法律行為。票據行為屬于單方法律行為,亦可因欺詐、脅迫而無效或被撤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票據法》是1996年制定,當時還是《民法通則》時代,在《民法通則》時代,欺詐、脅迫而成立的法律行為屬于無效法律行為(《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故《票據法》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以欺詐、偷盜或者脅迫等手段取得票據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惡意取得票據的,不得享有票據權利。”將因欺詐取得票據認定為無效票據行為。

本案中是否存在欺詐事實?首先,在本案中是否存在民生銀行南昌分行的欺詐事實呢?從本案查明的事實來看,持票人即原告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對于紅鷺公司向其背書轉讓所得款項(貼現所得款項)轉到正拓公司賬戶,并作為正拓公司清償欠民生銀行南昌分行的貸款這一事實是明知的,在一定程度上似乎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68條有關“一方當事人……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行為”的規定。然而,實際上紅鷺公司取得貼現款項后,所有權即歸屬于其所有,其對正拓公司并無義務一定要轉款給正拓公司,其對貼現款項享有自由處分權,紅鷺公司如果不轉款,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對其并無手段可以規制。就此意義而言,紅鷺公司是否屬于受到民生銀行南昌分行的欺詐而作出背書行為(貼現行為),存在一定的爭議,有繼續探討的余地,但二審法院對是否構成欺詐并未進行闡述,本文不作進一步探討。在本案審理過程中,紅鷺公司提出因受欺詐在訂立合同,并要求撤銷。需要指出的是,這一請求應當是混淆了票據關系與票據基礎關系的獨立性,紅鷺公司所提出的訴訟應該是撤銷背書這一票據行為(因欺詐而可撤銷),或認為因欺詐導致票據行為無效,而不是僅要求撤銷票據基礎關系。其次,如有色金屬公司對紅鷺公司存在欺詐,致使紅鷺公司對民生銀行南昌分行作出票據行為,該票據行為是否無效或可撤銷?背書行為的當事人是紅鷺公司和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對于紅鷺公司受到第三人有色金屬公司的欺詐而作出票據行為的效力問題,對此《民法總則》 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第三人實施欺詐行為,使一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對方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欺詐行為的,受欺詐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但在本案中,雙方均未提出這一主張,最高人民法院也未作審查,本文對此不作進一步探討。 

(二)關于本質是借款是否屬于此處的“非法手段取得票據”

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取得本案票據屬于《票據法》第十二條第一款及《票據規定》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的以非法手段取得的情形,據此,民生銀行南昌分行依法不得享有票據權利。”具體而言,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與有色金屬公司在本案中的真實意思表示是借款;案涉票據活動是各方通謀虛偽行為,所涉相關民事行為應屬無效,民生銀行南昌分行依法不享有票據權利;本案應按虛假意思表示所隱藏的真實法律關系處理。”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因此取得的票據屬于非法手段取得。

《民法通則》對于虛假意思表示行為的效力未作規定,《民法總則》則彌補了這一缺陷,第一百四十六條規定:“(i)行為人與相對人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ii)以虛假的意思表示隱藏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依照有關法律規定處理。”該條即為學理上所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但是,須特別指出的是,該條針對的是雙方法律行為,而票據行為是典型的單方法律行為,并無適用這一條規定的余地。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本案票據活動是各方通謀虛偽行為,所涉相關民事行為無效,民生銀行南昌分行依法不享有票據權利。”這一論述存在的問題是,所謂的“票據活動”是指票據行為,還是指票據基礎關系?如果是指票據行為,由于票據行為是單方法律行為,由于“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是指雙方法律行為,故最高人民法院適用《民法總則》第146條判決票據行為無效,是不妥當的。如果是指票據基礎關系,則票據基礎關系與票據關系各自獨立,票據關系不因票據基礎關系的無效而無效,適用《民法總則》第146條,盡管可以認定票據基礎關系無效,但認定票據關系無效,即認定原告不享有票據權利,這與票據關系無因性原則相沖突。筆者認為,《民法總則》規定了雙方“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沒有規定單方虛偽意思表示。票據行為是單方行為,存在“單方虛偽意思表示無效”的可能性。所謂單方虛偽意思表示,如“臺灣民法”第86條之規定,“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不因之無效。但其情形為相對人所明知者,不在此限。”即原則上單方虛偽意思表示是有效的,但相對人明知表意人作出了虛偽意思表示,則意思表示無效。《票據法》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以欺詐、偷盜或者脅迫等手段取得票據的,……不得享有票據權利。”所謂的“等手段”是否包括表意人作出單方虛假意思表示且相對人明知而無效這一情形?筆者采肯定觀點。具體到本案,人民法院應當審查紅鷺公司作出背書這一票據行為,是否屬于單方虛偽意思且民生銀行南昌分行明知?背書作為票據行為,背書人將承擔票據責任。紅鷺公司進行背書,是否并無受該背書拘束之意,且民生銀行南昌分行明知?根據本案查明的情況,有色金屬公司與紅鷺公司存在虛假的買賣合同關系,這一票據基礎關系屬于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根據票據關系無因性原則,這一買賣關系無效并不會當然導致票據關系無效,但是,由于買賣關系虛假,實際上有色金屬公司作出的出票行為亦屬單方虛偽意思表示,且為紅鷺公司所明知,故出票行為無效,紅鷺公司不能取得票據權利。盡管出票行為無效,但是基于票據行為獨立性原則,背書行為仍屬有效,背書人仍應當承擔票據責任(所謂票據行為獨立性原則,是指各個票據行為相互獨立,前一票據行為無效,并不影響后一票據行為的效力,比如《票據法》第六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在票據上簽章的,其簽章無效,但是不影響其他簽章的效力。”當然,如果因出票行為不符合法定格式而無效,或者出票人在票據上的簽章不符合法定要求,則整個票據將歸于無效,其上的所有票據行為都無效)。因此,并不能因前一票據行為即出票行為屬于單方虛偽意思表示而成立,就推斷出后一票據行為即背書行為也是屬于單方虛偽意思表示而成立。從現有證據來看,盡管紅鷺公司的目的是為了獲取貼現的相關差價,但這一動機并不足以否認其背書意思表示的真實性,背書行為有效,背書人即應當承擔票據責任。

再進一步言之,紅鷺公司與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存在貼現的基礎法律關系,該貼現的基礎法律關系是否無效?如果無效,則基于該貼現法律關系產生的背書行為是否同樣無效?最高人民法院對于貼現這一基礎法律關系是否無效,并沒有作出直接認定。其判詞認為,“本案應按虛假意思表示所隱藏的真實法律關系處理。本案中,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與有色金屬公司之間通謀虛偽行為隱藏的真實意思表示是借款,因此雙方之間形成的真實法律關系應是借款關系。由于雙方之間的借款為其真實意思表示,且不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定,該借款行為應屬有效。”該闡述似乎是隱晦得表達了如下意思,即貼現只不過是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與有色金屬公司之間借款法律關系的橋梁,故而無效。但是,就算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與有色金屬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是借款,游離于這個借款關系之外的紅鷺公司,其與民生銀行南昌分行之間的貼現行為為什么就是無效的呢?進一步而言,就算貼現的基礎關系無效,根據票據行為無因性原則,除非紅鷺公司的背書行為,存在受到欺詐、脅迫、單方虛偽意思表示且民生銀行南昌分行民生銀行明知該等情形才會導致無效,但該判決對此均未作進一步闡述。

(三)關于“明知票據債務人與出票人或者與持票人的前手之間存在抗辯事由而取得票據的”這一抗辯事由

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論述是認定民生銀行南昌分行不享有票據權利,不過,最高人民法院也作了進一步假設,即如民生銀行南昌分行享有票據權利,紅鷺公司作為被追索人,是否享有票據抗辯事由?就此,最高人民法院認為 “退一步說,即便民生銀行南昌分行享有票據權利,但因其在取得票據時,明知票據債務人紅鷺公司與出票人有色金屬公司之間并無真實的交易關系,因此,紅鷺公司以此抗辯其不應承擔本案票據義務,亦符合《票據法》第十三條第一款“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出票人或者與持票人的前手之間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辯事由而取得票據的除外”的規定,依據《票據規定》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對于紅鷺公司的抗辯,本院應予以支持。”筆者認為,如果追索權人民生銀行南昌分行明知被追索人紅鷺公司與出票人有色金屬公司之間并無真實的交易關系,仍然受讓票據,則紅鷺公司確實享有票據抗辯。但是,本案似乎并無事實認定民生銀行南昌分行明知被追索人紅鷺公司與出票人有色金屬公司之間并無真實的交易關系,最高人民法院在論理部分突兀得作出如上判斷,有點令人措手不及。

三、結論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與有色金屬公司在本案中的真實意思表示是借款;案涉票據活動是各方通謀虛偽行為,所涉相關民事行為應屬無效,民生銀行南昌分行依法不享有票據權利;本案應按虛假意思表示所隱藏的真實法律關系處理。……本案中,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與有色金屬公司之間通謀虛偽行為隱藏的真實意思表示是借款,因此雙方之間形成的真實法律關系應是借款關系。由于雙方之間的借款為其真實意思表示,且不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定,該借款行為應屬有效。”“退一步說,即便民生銀行南昌分行享有票據權利,但因其在取得票據時,明知票據債務人紅鷺公司與出票人有色金屬公司之間并無真實的交易關系”。如果真的有證據證明上述論斷事實,則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與有色金屬公司合謀欺詐紅鷺公司已是鐵板釘釘,在此情況下,紅鷺公司作出的票據行為也存在受到欺詐的情況而無效,這個可以從票據行為本身的瑕疵就可以得到救濟,根本無需借助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無效這一法條來處理。最高人民法院以“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穿透票據關系和票據基礎關系,有意或無意得混淆了票據關系與票據基礎關系,極有可能給票據司法實踐將帶來混亂和不安,此不得不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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